获得五四奖章的武汉护师疫情之后应该更珍惜生活

4月28日,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护士长、主管护师胡慧获得第24届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。

37岁的胡慧从1月3日开始投身抗疫一线,历经中南医院、武汉市第七医院、雷神山医院三个战场,直至雷神山医院闭舱,打满了抗疫全场。

新京报:离开雷神山时,你是什么心情?

而且疫情初期,由于病人管理还没有像后期那样严格,一些患者一日三餐都会订外卖,甚至下午茶,家属也会来送各种生活用品,除了正常的护理工作,“帮患者取东西”就成了护士的一份额外工作,最多时,所有护士每天累计要跑上100多趟。

我爸妈其实每天都很担心我,每次打电话,我觉得我妈都要哭了,我也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,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说,因为我自己对于接下来的情况也是不能确定的,未知的。如果把自己的辛苦和疲惫说给他们,也是对他们的负担。

最后一天封舱的时候,我们冯主任代表我们团队上去领抗疫勋章,她的先生那天也过来看她,给她献了一束花,当时我也一下子就哭了。其他人可能没有这种感受,因为我待的时间最长,感觉也最深刻。

胡慧:有点手足无措。工作最紧张的时候,平均每个护士要照护8-10名新冠患者。而且防护服一旦穿在身上,每个护士至少要在隔离病房待上4—5个小时才能换岗,全身都会被汗水浸透,护目镜上也全是汗水。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一些医学操作,人的精力、反应度都会下降,有时会很烦躁,处于一种很焦虑、很崩溃的状态。

胡慧: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,因为此前已得知第七医院很快就要作为定点医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,而这个医院还根本不具备收治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条件,病房连一些基本要求都难符合规范.医护人员对通道如何设置、病房应该布置哪些仪器设施都不太清楚,完全一抹黑的状态。

新京报:直到抗疫结束,你有多久没回过家了?

雷神山医院,胡慧在隔离病房内进行护理质量检查。(左2为胡慧)受访者供图

新京报:获得了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,是什么心情?

胡慧:2月11日,武汉市第七医院正常运转后,我接到了支援雷神山医院的任务。当时的雷神山医院还是一片未完工的工地,重型工程车、泥巴碎石随处可见,我当时做的是带领工程师和工人验收各个病区,所有病房的水电都要一个个去试用,紫外线灯、电源线、地漏……无一不要检查。

我觉得终于把这个事情好好完成,可以回家过以前的生活了,是一种完全把重担卸下来的感觉。

胡慧:医院改造完成后,我的大部分精力都在培训医护上。为了保证医疗队到达雷神山医院的第二天就可以收治病人,我每天要给几百人开展几十场培训。

胡慧:最开始的时候,我们就是协助医院开设发热门诊。随后按照医院要求,感染科开设了中南医院的第一个“不明原因肺炎患者”隔离病区。

新京报:抗疫过程中,你的心态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?

对她来说,这种“正常”殊为不易,弥足珍贵。

随着抗疫难度的增加,在高强度工作与巨大精神压力下,很多护士也会找我哭诉工作中的种种困难,还有同事告诉我,恨不得躺在隔离病房里的患者是自己。

结束隔离后,胡慧在医院工作了几天,五一假期在家休假。她觉得生活已经开始正常。

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,但医院的气氛跟平时不太一样了。但无论如何,一旦发生新发、突发传染病及其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,感染科肯定会冲到前面。

新京报:简单介绍下你的抗疫工作,刚开始时是什么样的?

院领导告诉我们,大家应该 “重视起来”,随时做好准备,明确该如何收治“不明原因肺炎”患者,会诊制度和应急预案该如何制定。

胡慧:那时我跟我的同伴对雷神山已经有很深厚的感情了。虽然早就和同伴约定好,最后的时候,我们一定要开开心心、欢欣鼓舞地离开,但最后我跟一个护士在舱内就哭起来了,防护口罩上面都是眼泪,就像一位护士长说的,“雷神山医院所有病区就像我们自己的一个孩子,我把他养大了,然后我就要离开了,就是这种感觉。”

而按照院领导的要求,1月22日晚上,第七医院就要开始收治病人。时间紧迫,我只能带着第七医院的几个护士长,挨个对病区进行改造。

新京报:支援雷神山时,在专业方面做了哪些工作?

胡慧生活照。受访者供图

我当时发现一个病区的地漏存在倒流现象,病人洗澡时,水如果流不出去,很可能会摔倒,随即反馈给了工程师。工程师跟我开玩笑说,你们家的装修一定是你做的。

新京报:对这个安排感到意外吗?

新京报:支援雷神山医院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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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:那时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?

因为医疗队员来自全国不同级别医院的不同科室,大家的防护知识掌握程度也各不相同。“如何穿戴防护用品”、“在不同区域该如何选择防护用品”…等都要讲到,有时候也有争论,比如隔离衣是应穿在防护服外面还是应穿在里面?我只能通过专业知识和经验说服他们。

雷神山医院,胡慧(图中)在护士站检查工作。受访者供图

胡慧:很高兴,也很“惊诧”,当时医院推荐我申请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时,我还在雷神山医院抗疫。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工作,所做事情是义不容辞的。加之当时时间紧张,网络不好,我还一度想放弃申报。最终,是医院领导帮我完成了申报,评选结果出来时,我确实有点吃惊,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护工作者,不应该得此殊荣。

雷神山医院,胡慧正在给医疗队进行培训。(中间讲话者为胡慧)受访者供图

胡慧:说来惭愧,我对工作付出的时间比对家人付出的时间要更多一些。其实不是我照顾父母,是他们在照顾我们一家的生活。疫情期间,我先生和我婆婆管孩子的学习,我爸妈在家做饭。他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月。我婆婆是中南医院的中医科医生,丈夫从小就在医生家属院里长大,因此很理解我的难处,也很支持我的工作。

我的第一反应是去领防护物资。并且,我已经有意识节约使用口罩,建议同事在进普通病房时,只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即可,因为怕大家一开始就把N95口罩用完,春节期间将会面临断供的风险。我有这样的担心,(但)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有那种警觉。

转战三个医院,打满抗疫全场

胡慧:疫情初期,大家对这个病不太清楚,未知会让大家有压力。一些医护人员当时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,面对病人时心存恐惧。有一个护士在进病区之前就失声痛哭,这种情况一度让我感到担忧——恐惧之下,他们能不能正常照护病人?病人是不是安全的?

胡慧:1月22日,我被安排去武汉市第七医院做一场疫情防护方面的培训。武汉市第七医院是一家二级综合医院,1月21日被确定为发热患者定点诊疗医院,由中南医院全面接管。去之前,护理部领导告诉我,这场培训大概只需要半个小时。因此,我只带了一个手机就出发了。但是培训结束以后,领导让我干脆留在第七医院继续工作。

胡慧:其实我自从开始援助第七医院的第二天起,就没有回过家,当天我回家去拿了几件衣服,后面就一直在酒店里面住着。如果是平常,我每次回去,我的双胞胎儿子都会抱抱我,亲亲我。那天回家取衣服的时候,我妈就跟我儿子说不要靠近你妈妈,我两个儿子就只能远远地站着,我离他们远远的,飞快地收了一些衣服就走了。我妈那个时候眼泪都要出来了,她也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很危险了。

在生活我就是个乐观开朗的人,大家都说和我在一起很开心。抗疫过程中,我也尽力让这种性格影响身边的同事。我理解大家的痛苦,只能开导大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,有什么需求和困难就找我。即使是离院支援期间,我也会每天和本院的同事通话,了解大家的心理动态。

新京报:面临高强度工作和照顾家庭之间的两难局面,你是怎么处理的?

我也恐惧焦虑 但在同事面前只能乐观

其实从始至终我也在担心自己会在某个环节感染新冠病毒,因劳累带来的身体不适更会加重这种担心,但我从没把这种情绪传递给身边的战友,我一直告诉他们,只要严格执行防护措施,就不会有危险。

新京报:为什么去了武汉市第七医院工作?

Author: grantshaw.com